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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创新:从“刻板成见”到“解放心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嬿如 发表时间:2014-10-30 2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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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中文语境下深化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让传播学说中文”。这一思维模式与英文和其他语言的思维模式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传播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表述,以及研究成果在国际传播学界可能得到的认可程度。其实,既然传播学者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活最为普遍的传播现象,研究者实在没有必要盲目追随和服膺某个权威,唯其马首是瞻,或是仰赖某些学者“划定”前沿。传播的主体是人,传播的真正渠道也是人,传播的参与者和接受者仍然是人。真正的学术使人思维活跃而心灵宁静。

 

国际学界公认的传播学基础理论起源于西方。如果要在中文语境下深化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让传播学说中文”,那么,首先要牢记“语言和思维互相决定”这一理论,意识到中文所特有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与英文和其他语言的思维模式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传播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表述,以及研究成果在国际传播学界可能得到的认可程度。

 

突破现有规范和标准看传播学理论创新

 

学术共同体对于理论创新的可能应该抱持何种态度?又如何对待和评价可能出现的新成果?科学研究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已知的知识和已经确立的理论往往是通向发现未知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从思维的角度看,换句话说,最大的阻碍存在于学者自己的认知。这听似矛盾,但现实如此。传播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刻板成见”和心理学的概念“图式”(schemata)不言而喻地佐证了这一点。微观社会学家“发明”的“框架”概念也是同一个道理。不论是否有媒体作为中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都囿于“先在认识”(包括个人心理特点、知识、经验)等。任何看似全新的、外来的信息、知识、理论都会被接收者(而非接受者)的头脑和情绪本能地纳入自己已有的认知“框架”、“成见”或“图式”。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传播学者,似乎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排除”在这种思维陷阱的威胁之外,仿佛忘了它无所不在,不会因为某人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就得以幸免。依此逻辑推理,如果学术共同体依然以现有的公认规范和标准来衡量对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新表述,特别是以西方早已确立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理论创新,那么,任何理论创新都十分困难。

 

发现并承认科学思维的陷阱后,我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下一个话题:理论思维的规律。许多学科的核心理论都曾经历过正—反—合三段式的发展和嬗变历程,我称之为思维的宿命,像社会运动的惯性,又如钟摆一样,从一端摆向另一端,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平衡点。但是,也许由于传播学是特别年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杂糅的学科,又由于其研究对象貌似变化最快,传播学理论的演变史体现出一个致命的弱点:有热点,没前沿。读者一定会问:什么才是学科前沿呢?谁说了算?其实,既然传播学者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活最为普遍的传播现象,研究者实在没有必要盲目追随和服膺某个权威,唯其马首是瞻,或是仰赖某些学者“划定”前沿。假如我们误认为每一个新传播技术问世并普及后产生大的影响,它就成为学科各分支的前沿,那么,实在是舍本逐末。


 “舍道而求技”要不得

 

在一个制度和技术甚嚣尘上、人人称“变”的时代,传播学者能够把握的相对“恒量”是人。传播的主体是人,传播的真正渠道也是人,传播的参与者和接受者仍然是人。诸如文学艺术乃至教育之类的学科,都有一个最高的、理想的传播境界:那就是从人心到人心,致力于探索如何满足人类共有的、内心深处的精神需求。

 

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着手研究呢?这就涉及研究方法。目前学界所掌握并承认的研究方法,其前提是必须“可操作”。为此,许多有深度、有难度、有高度的研究问题和假设都不得不胎死腹中,因为它们无法用现有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检验,只有等待研究方法取得新突破。

 

我曾在《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一书中提出:许多理论命题可能都来源于实证,它们不会颠覆实证,但可以补充实证。或许,不应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某些理论直击人心,无须“科学”检验。这一切困难,归根结底还是学术思维的特点在作怪。学者的头脑和普通人的头脑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前者更加强调和看重一致性、清晰性、规范性、逻辑性。然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并不总是,甚至很少符合这些学术期待。是“一中求异”还是“异中求一”?诺奖级的自然科学家都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是艺术(art)而不是技术(craft),那么,以传播学理论的来源和研究对象而论,其研究方法也不应一味地“舍道而求技”,虽然学术训练一定要有“技”。

 

真正的学术使人思维活跃而心灵宁静

 

致力于深化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直接的学术目的是增加学科的经典性理论知识。就现有的经验学派重要理论而言,例如把关人理论、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许多都源于一个聪明的隐喻,然后辅以不断的实证检验。用何种标准衡量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是否可以“经典化”(canonize)?这就在考验学术共同体的精神境界。在终极意义上,学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否还有更高更好的目标?


       针对传播学主流理论,特别是效果理论的几乎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对传播学理论的类别及其可能的学术传播效果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树立”效果与“消融”效果,比如“里程碑”式的传播理论与“活水江河”般的传播理论。迄今为止,传播学的主流理论都是令人仰慕的“里程碑”,但长期仰望“里程碑”,会使后辈学者失去自己的学术地平线。

 

第二,涵化与“感化”。前者是传播学重要理论之一,其源起在于考察长期浸淫于某种媒介内容产生的负面效果,后者追求正面效果,是否有望应用于当今中国?

 

第三,令人激动与让人平静的效果。有谁见过诸如激动、感动之类的冲动能够持久有效?如果能够持久,就不称为“冲动”了。

 

第四,“桎梏”效果与“解放”效果。凡人都有如此体验,即某些信息或传播过程让人觉得思想被套上了枷锁,心灵为“框架”所桎梏,而另一些难得的、鲜有的信息、传播、传者则产生“解放”的效果,将人的思想心灵从种种禁锢中解放出来。那是一种美好的感觉,而“感觉”一经提出,又会令学者忌讳,因为难以用实证手段测量。

 

每一种理论和观点都可能是对现有理论与观点的反应或“反动”,或者用学术语言表述,是“批判”和“评论”。真正的学术应该能使人思维活跃而心灵宁静,正如最美的音乐能消除人们心里的一切杂音,真正伟大的理论也许并不产生令人高山仰止的效果,而是让许多有心人感到先前的许多理论已经悄悄“溶解”了。理论创新的起始点是解放思想,最后有望落实到“解放心灵”。

【责任编辑:流水】

标签:传播学创新 刻板成见 解放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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