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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道 启迪世界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 卓新平 发表时间:2014-10-16 08: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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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道”不仅影响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思想文化,而且给世界带来了有益的启迪,为人类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传《道德经》译本众多,涉及的译文种类仅次于《圣经》。无论此说是否真实可靠,都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华之“道”既是中华思想精神的核心表述,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闪亮瑰宝。

 

“道”在中华文化及宗教传统中所起到的上下沟通作用,已经成为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得以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因而使中华之道可以启迪世界、对话环球。

 

中华之“道”对世界的启迪意义

 

在中西文化理解上,中国被欧美视为“东方之地”,而欧美则为“西方之地”。这里,“东方”被理解为“黎明”、“早晨”、“本原”之地,而“西方”则为“傍晚”、“日落”、“终结”之地。但除了这种地理方位上的理解之外,西方认为自己秉承古希腊传统乃具有“阳刚”气质,而东方文化则为“阴柔”之性。西方文化有着“二元分殊”的习惯,很少从整体、共构的角度来思考文化问题。与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分殊不同,中华之“道”的思想理路则是强调一种整合、共构,既承认“各美其美”的异在,又突出“美美与共”的一体。所以,中华之“道”的包容性可给西方气质的排他性很重要的启迪。人类发展经客体、主体时代而进入整体时代,因此我们的世界文化发展也需要形成一种整体观,需要构建人类共有的整体哲学,中华之“道”恰好可为这种整体观、整体哲学提供最基本的构思和模式。“道”为世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整体和合观念,“道”本身即为涵括万物的象征:“道”即体现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由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混沌乃无极,一为太极,以圆为象征,由此至阴阳两极,化生万物。整个宇宙世界的发展得以整体一元的表达。

 

当人们习惯强调“一分为二”、“二元分殊”,彼此矛盾、不可调和之际,中华之“道”却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另一种有机思维,即“合二为一”、“二元共构”。在对“道”的理解中,“阴”与“阳”、“无”与“有”、“虚”与“实”,都是对同一个“道”所取的两个不同的名称,体现出“道”之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这里,“阴”、“无”、“虚”乃代表着作为天地万物之初始的“道”,而“阳”、“有”、“实”则意味着作为创生天地万物之母的“道”。其“二元分殊”之质的区别却在“道”这儿达到有机统一的整合、共构、和谐。所以说,“道”之统一思想是对西方对立思维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完善。

 

在宗教对话上,道教之“道”最直接的对应即基督教“逻各斯”之“道成肉身”中的“道”之表达。这里,作为终极实在的超然本体以“言”的方式而成为肉身之“道”,与中华之“道”打通“形上”、“形下”之别形成呼应。这种“道与言”的关系以逻辑严密、论证充分为特点的基督教思维形成其历史悠久的“神哲学”传统,以间接叙述“神言”或“圣言”。但其弱点是给人枯燥、呆板、机械之感。而与之相对应,中华文化中的“道哲学”却与之风格迥异,其飘逸、洒脱的表述,超脱、忘我的诗意,平静、自然的界说,既与之有着鲜明对比,又给哲学之思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除了神圣之道、哲理之道,中华之“道”对世界的启迪还体现在生活之道、存在之道、科技之道等方面。近代西方发展体现出“工业之器”的强大,但缺乏“生态之道”的周全。今天,人类已经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使中华之“道”的生态意蕴得以凸显。20世纪在全球曾风靡“新世纪运动”,其关键词就是关注、诠释东方之“道”。西方学者卡普拉的代表著作就冠以《物理学之道》的名称,尝试将西方科学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有机结合。李约瑟、汤川秀树等人都主张要重新认识道家文化,透彻解读“道”之思想。“道”所表达的超越性、想象力和给世人带来的惊讶、感叹和敬佩,成为了当今科技创新发展的思想之源和巨大动力。董光璧曾撰写了《道家文化与当代世界文化观念演革的流向》一文,预言了“弘道”之“中国风”会吹向世界的前景。可以说,这种“道行天下”、“道通世界”、“道化全球”也是我们的“中国梦”、“中华情”。以“道”引领,我们会走近世界,世界亦会走近我们。

 

中华之“道”在西方宗教与哲学中的意义

 

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主要体现在基督宗教各派开展的这类对话,包括“耶儒对话”、“耶佛对话”和“耶道对话”等。从历史发展来看,明末清初的西方耶稣会以意大利传教士为主,其兴趣重点在儒家思想的《四书》,如利玛窦等人主要精力在于研究孔子,对《四书》翻译、诠释、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其对《五经》的探究则明显不够,尤其是忽略了《易经》的重要意义,因而对中华之“道”仅有初步接触。17世纪末、18世纪上半叶,以法国耶稣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开始关注《五经》,其兴起的“索隐学派”尤其对《易经》产生了浓厚兴趣,随之又有了对《道德经》的摸索和探讨,这样就从“耶儒”对话扩大到“耶道”对话,其对中华之“道”的体悟则更为全面。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开创了对《易经》的深入研读和译介,其对《周易》中阴爻、阳爻等的研习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当时正在发明二进位计算的莱布尼茨受到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深深感受到中华之“道”的独特魅力和奥妙精神。这个时期无西方学界及社会对华并无傲慢,西方知识精英对中华文化的折服曾使伏尔泰、莱布尼茨、孟德斯鸠等西哲先贤对中国思想赞不绝口,他们希望能引进“中国之道”,以刺激西方精神的发展。

 

第一个比较深入、系统研究道家思想的西方传教士应是白晋的徒弟、索隐派重要代表傅圣泽。他从《易经》的研究入手,借儒家道统之说而转入道家学说之探。据传傅圣泽写有《道德经评注》一书,尝试以“索隐派”的思路来重新解读“道”的蕴涵。在当时来华耶稣会的“神名”之论中,他主张以“道”释“神”,“道就是基督宗教的天主”。在《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文句中,他认为就隐含着“三位一体”的奥秘。在他眼里,“道”、“太极”、“天理”、“天”都是中国文化对“天主”的表述和展示,都“与最根本的宇宙真理有关”。不过,其基督信仰持守使傅圣泽在悟“道”上并没能走得太远,在他看来,《道德经》所言之“道”,“仅仅是关于三位一体和化身说之神圣的象征和谜语的一层帘幕”。但从历史意义上来看,傅圣泽对“道”的研究使西方人在体悟中华之“道”上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

 

西方哲学对中华之“道”较为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以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为典型代表。通过海德格尔的关联,中华之“道”得以与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在”或“是”相提并论。中国学者萧师毅在其文章《海德格尔及我们对<道德经>的翻译》中提到海德格尔在1946年春天建议他们两人合作翻译《道德经》,此后曾断断续续地翻译出部分经文。不过,海德格尔对中华之“道”的探讨在西方思想界实属凤毛麟角。“在有重大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中,海德格尔几乎是唯一一位与中国的‘道’发生了真实交流的思想家。而且,在各种东方思想中,‘道’是唯一一个被他公开、认真地讨论过的‘主导词’。更重要的是,他对于道的解释与他自己最基本的思想方式(‘开道’和‘缘构发生’)相一致,与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相配合,反映出这‘道’对于他的深远含义。”“从初期海德格尔讲的现象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实际生活体验’开始,这湍急和充满了间隙引发力的道路就一直引导着他。如果他没有在‘老子的诗化思想’中认出了这湍急的和几微畅然之道,这位开道型的纯思想家能被中国古道吸引数十年吗?”

 

从中西方哲学通常所理解的“道”为“终极实在”、“万物之所由”等形而上寓意出发,海德格尔从抽象走向具体,将“道”与其语词原意的“道路”、“言述”相结合,从而既与老子的本原思想相结合,又解释了他正在构思的“在”、“在者”、“此在”等蕴涵。海德格尔在其名著《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写道,“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就是‘道’,‘根本上’意味着道路。但是由于人们太容易仅仅从表面上把道路设想为连接两个位置的路段,所以人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的‘道路’一词是不适合于命名‘道’所道说的东西的。因此,人们把‘道’翻译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但‘道’或许就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我们由之而来才能去思考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也许在‘道路’(Weg)即道(Tao)这个词中隐藏着运思之道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如果我们让这一名称回复到它的未被说出状态之中而且能够这样做的话。也许方法在今天的统治地位的谜一般的力量也还是、并且恰恰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方法尽管有其效力,但其实只不过是一条巨大的暗河的分流,是为一切开辟道路、为一切绘制轨道的那条道路的分流。一切皆道路(Alles ist Weg)。”或许可以说,正是老子所“诗意运思”的“道”,才启迪海德格尔打通了“诗与思”的关联,构建起“诗化哲学”的博大体系。

 

总之,中华之“道”不仅影响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思想文化,而且给世界带来了有益的启迪,为人类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传《道德经》译本众多,涉及的译文种类仅次于《圣经》。无论此说是否真实可靠,都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华之“道”既是中华思想精神的核心表述,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闪亮瑰宝。

【责任编辑:贤中】

标签:中华 道 世界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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